有成绩也有问题

同安县里建新城的议论沸沸扬扬,这对于这座小城来说，是历史性大事件，当县政府在受到一批又一批老百姓前来询问之后,面对群众的热情似火，县委县政府也没有再遮掩，便决定公开给予了正式的公告答复。——同安县要建新城了。

与此同时,专家组一行在建工部刘部长的指示下，进行了合并,统一指挥，有国家设计院主导城市规划设计，由建筑设计院主导建筑设计,梁思诚等—众来自青华和南京工学院的学部委员和专家,受邀加入其中,并分成了三个组，各司其职。

同安县里一片和谐,农业丰收、市场繁荣、民心高涨,而从国家的层面看,面临的问题依旧严峻。

八月六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,最高领袖再度点名批评邓子辉，认为他的‘单干’想法不对，而邓则坚持已见。

会议上,邓子辉认为:工业可以搞责任制,农业为什么不可以?责任制不涉及到所有制的问题,土地依然归集体所有。超产部分归个人，不是反对集体经济。

他的这个态度,无疑让最高领袖十分的恼火,他的‘农业发展得从小农经济出发’的观点,更是与整个国家当前的发展规划想违背。

国家当前的发展重点有二，一是工业发展，二是农业发展，工业发展之中，重工业排在第一，而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，属于两手都要抓,在主席看来,国家必须要一盘棋，每个领域都不能各行其是,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集中资源,保障工业发展的实施。

但是邓子辉则从农业领域实际情况出发，他反对将合作社从100万个，快速发展到130万个，也不同意现在的农业集中劳动，坚决‘单干’观点，他认为这种做法短期可行，长期则根本无法维持，是违反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的,必然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。

谁的观点正确?谁的错误?其实这不是对错的问题,而是看待问题角度的问题,主席的角度是‘整体观’,而邓子辉则是‘求是观’，一个讲的宏观格局，一个讲的是局部实际。

整体上看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之所以要进行农村互助合作运动,其实有着多方面的原因:多年的战争破坏，使得农村的生产力极其落后，农耕劳力和工具都严重不足,特别是土改以后，大量的田地划分到家庭以后,一段时间内,老百姓甚至家里连一把锄头都没有,不搞互助合作是不行的。

而自1950至1953年，三年经济恢复之后,农村地区终于相对平稳了起来，但是农业生产力低下，农耕工具缺乏的问题,并没有完全改观,所以互助合作依旧在实施。

随着‘一五计划’的展开，国家开始发展工业，作为农业大国,发挥出农业最大效率的方式,无疑采用‘集体制’是最快速也是最合适的，于是国家又进一步加大了互助合作，搞起了合作社，而这也是合作社由来的关键。

邓子辉提出的‘单干’能不能提高生产效率，能不能保证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?就实际情况看,也必然是可以的,但从整体上看，面对国家农业生产力落后的整体情况,如果全面实行单干，一旦出现不利情况,将极大可能影响国家工业建设，而这是国家所不能允许的。

苏联通过‘农业集体’实现了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，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，也是由‘私人农场主’集中农业生产资料,保证了这一目标的实施,因此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依靠农业‘单干’,’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,主席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些综合因素,因此他才反对邓子辉的‘单干’观点。

何况中国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国家,资源布局又十分不均衡，华东、华中、华南人口稠密，耕地集中，易于耕作产出高，而西南、西北、华北大多地区人口稀疏，耕作条件差,产出还低,这个‘单干’在此时的中国,想全面推行大概率根本行不通。

还有另一条更加至关重要的原因,1953年,方叶在颐年堂时，就向领袖们解释过，其实无论是‘合作社’,还是‘单干’包产到户，其实都不是粮食产量提高的核心关键，要保证农业高产出，最重要的还是农药化肥、优质的种子及科学种植方式。

然而，就以现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，要完成这些无易于痴人说梦，所以邓子辉提出的‘单干’在某些地区，大概也确实能提高农业劳作的积极性,但是在当今国家统购统销的体制下，如果实行‘单干’农民将极有可能快速返贫,而后便是土地再次集中,出现‘新地主’。

这不是危言耸听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,现下集中劳动的模式，确实在一些方面抑制了农民积极性,但在整体上看，这也保证了农业在国家工业化需要,对农业实施剪刀叉的大环境下，农民不至于被压榨得流离失所。

所以在主席看来‘仁’分为两种，一种是‘大仁’，一种是‘小仁’，主席就认为邓子辉的搞法是‘小仁’,他与邓子辉有过多次长达几个小时的争论,但从来没有说‘单干’就是错误，他是认为这种搞法，不适应现下国家整体环境的需要。

实施‘大仁’